贺建奎基因编辑始末：这是一场荒唐的学术造假

奋斗的小鸟

​「两个美丽的中国女婴——璐璐和娜娜，像其他健康的婴儿一样降生到这个世界。」
视频中的贺建奎意气风发，甚至在讲述婴儿降生时，故意放满了语速以显得盛情并茂，他宣布，世界上首例基因编辑婴儿诞生了，这是一项世界级的突破。
他确实以另外一种方式震惊世界——他没有收获所期盼的潮水般赞扬，而是铺天盖地的强烈谴责，一直以来，对人类胚胎基因进行修饰改造被认为是「一条不应该跨越的底线」。


2018年11月26日，在视频传出的一天后，贺建奎出现在香港出席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上，在网络上普遍盖地的讨伐之后，他显得略微有些疲态，但仅仅为「研究成果提前披露」而感到抱歉，对于研究本身，他坚持认为，研究能给予艾滋病感染者希望，他设计出了不会感染 HIV 病毒的婴儿，他对成功诞婴的案例感到骄傲。
如今一年过后，贺建奎手稿曝光，记录明确显示其信誓旦旦的结论背后并没有数据支撑，世界上第一例基因编辑婴儿试验以不透明、不诚实的方式进行，并且实验结果失败。沸沸扬扬一年后，事情基本落幕。
如今看来，他当初笃定地辩词显得那么无力苍白，甚而让人愤恨。这是一场蓄意学术造假。是一种对于科学精神的亵渎，在狂热追求科研产出的背后，人，这个词语需要得到更大的尊重。
贺建奎的野心

如果男女双方，男性感染 HIV 病毒（艾滋病病毒），双方想要生下健康的宝宝，该怎么做？
HIV 传播途径有母婴传播、血液传播、性传播，因此如果是男阳女阴，其可能传播途径是男传女、女再传子。
对于这类夫妇，现代医学上已经有更多更简单也更安全的预防措施来生下健康的宝宝——男方服用抗 HIV 药物；或女方服用 HIV 药物降低感染风险；夫妻双方在女方排卵期过性生活以减少无套性交次数；也可以采用辅助生殖技术，如采用体外受精或子宫内授精，并且辅以精子清洗技术，可以进一步降低感染风险。
但贺建奎有更大的野心——他要制作出对 HIV 病毒具有天然免疫能力的「超级婴儿」。况且， 他要超过美国科学家，在世界领先。「这个基因好多美国人研究不了他可以研究，研究了就可以超过全世界。」
2018 年，年仅 34 岁的贺建奎身上同时散发着海龟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光环，博士期间发表过多篇关于病毒基因研究的论文。他是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拥有自己的实验室，同时是深圳创办瀚海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该公司主要关注领域为单分子测序技术。
2018 年时，基因编辑技术相关的领域风头正盛，以此为主题的大会在全国频频召开，特别是基因组编辑技术 CRISPR/Cas9 ，自从 2013 年被《科学》列为年度十大科技进展之一以后，始终保持高速发展，是目前最受欢迎的基因编辑手段。以基因编辑技术为代表的基因治疗, 使很多罕见遗传病有望被治愈，呈现出巨大的临床前景。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11 月，贺建奎宣称经过基因编辑的婴儿可以对艾滋病毒免疫，于是招募 8 对夫妇志愿者 (艾滋病病毒抗体男方阳性、女方阴性) 参与实验。
在贺建奎的设想中，在小鼠实验中，艾滋病毒通过一种名为 CCR5 基因里的蛋白入侵免疫系统，小鼠从而感染艾滋的。在胚胎植入母体前，用 CRISPR-Cas9 基因剪刀剪掉基因链中的 CCR5，孩子日后就能避免感染艾滋病病毒。
尽管 CCR5 基因是艾滋病毒最重要的入侵大门，但并不是唯一，艾滋病毒还有其它入侵途径，这种基因操纵技术并无法切断这些途径。
"露露"和"娜娜"是人工受孕，受孕过程中使用了亦称"基因剪刀"的 Crispr/Cas9 遗传基因修改技术。「使她们能不受其有 HIV 的父亲的传染。」贺建奎称。
2018 年 11 月，婴儿降生了，试验完成，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
丝毫没有医学价值

上一次关于人类基因编辑的争论是在 2015 年。那是第一次在人类胚胎中进行试验。在此之前，相关研究曾经在成年人细胞和动物胚胎上进行过。
2015 年 4 月，中山大学黄军就研究团队报道了世界上首例人类胚胎基因编辑而引起巨大争议，Nature 和 Science 拒绝发表此项研究，故而最终在线发表于国内学术期刊 Protein＆ Cell 上。
在黄军就的试验中，他们团队试图修改人类胚胎中一个可能因突变导致β-地中海贫血症的基因。不过，他们的基因编辑工作并不太成功，导入了许多不在计划中的基因变异，即「脱靶」效应，这是 CRISPR 技术的一个主要安全问题。试验后来停止了。「我们认为它仍然太不成熟。」 「如果你想要在正常的胚胎中做这件事情，你需要接近 100%（的成功率）」黄军就在后续接受媒体采访。
贺建奎的试验中亦然。根据最近 MIT 评论曝光的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试验手稿，密密麻麻的文字和数据显示，试验失败，这对基因编辑婴儿并没有如试验预期的，对 HIV 病毒产生免疫，反而引发了意想不到的基因突变。这证实了之前许多医学专家的设想。
和以往修改地中海贫血基因完全不同，携带地中海贫血基因会让婴儿得病，将它改成正常基因，避免了患病，可以接受。科普作家方舟子曾表示，他们 (贺建奎团队) 修改的是绝大多数人都有的一个具有重要生理功能的正常基因，而这次修改的是正常基因，不能因为一个正常基因的产物是病原体攻击的靶点就要把它改掉，否则可以改的正常基因太多了。
简而言之，贺建奎的试验从医疗角度是没有明确的、直接的益处，反而引入了极大的风险——在婴儿的 DNA 上使用 CRISPR 并不是为了防止他们从父亲那里感染艾滋病毒，而是为了让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对 HIV 免疫。
这项实验被评价为非常荒唐、违反伦理的，没有任何创新以及科学价值，况且涉及到伦理。
目的是什么？不是科学问题

以探索和创造的名义，以求知和求真的名义，科学有着难以抗拒的魅惑力，它引领人类无所畏惧地探索一切的可能性。但问题在于，科学本身只是作为实现人类生存目的的一种工具，但生存目的是什么，却不是科学问题。
人类是一种设计不够完善、功能不够齐全、容易黑屏、死机、时常需要维修的造物，生物工程和仿生工程可以治疗我们的种种病患，改进我们的种种缺陷。但正如福山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提醒的，我们需要在「治疗」与「改进」之间划出一条明显的有红线，指引研究往前者方向发展，而对后者做出严格限制，因为后者很有可能成为改头换面的「优生学」，意味着「只专门生育有着优选的遗传特征的人类。」
昔日的优生学宣扬一些优越人种，常常需要牺牲其他族群的生命；新的优生学则通过产前基因测试及堕胎消除遗传性疾病。
体外受精创始人 Lord Winston 曾说，「基因技术可以产生更聪明、更强壮和有吸引力的后代⋯ ⋯从而可能导致人们选择某些孩子进行改造甚至重新构造。不管修改程度是大是小，基因工程可能把人类变成一个商品，对接受修改的后代没有确定好处——并且不需要本人的知情同意。」
一旦这种设想成真，这意味着什么？
人类自己扮演了上帝的角色，以「更好」为目的修改和创造「新人类」，那么人类将天然分为两个族群：决定基因如何修改的决策者，以及被迫为注定模样的工具人。
此时的我们得到了更优秀的基因，而失去的是自由和无限的成长可能性。
在贺建奎事件后。2019 年 3 月，来自 7 个国家的 18 位基因编辑领域著名科学家和伦理学家，在nature上共同呼吁全球暂停生殖细胞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并将建立国际监管框架。
「对于于生殖细胞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我们要考虑多方面的问题。」文章中说，具体包括：

技术问题，包括是否有足够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医疗需求、风险、潜在利益和替代方法等；
科学问题，除非对个人和人类物种的长期生物学后果有充分的了解，否则不应考虑生殖细胞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
医学问题，只有在有足够令人信服的理由的前提下，才能考虑临床应用；
社会、伦理和道德问题，不论以上所述情况如何，临床生殖细胞基因编辑不应在没有广泛社会共识的情况下进行任何应用。

「一项新技术为我们提供了重写'人类生活剧本'的潜力。用于生殖目的的人类基因编辑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包括社会、伦理、哲学和神学。这些巨大后果需要深刻的反思。」
技术无罪，但是滥用技术的人不应该无罪。



原文地址：https://zhuanlan.zhihu.com/p/96128804